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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吃纸的”

2000-11-23 来源:光明日报 宜 生 我有话说

在京城的收藏圈里,有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人群。他们不收一般“喝”古董的人搜求的东西,只收纸。人们给了他们一个不很“雅”的称谓,叫做“吃纸的”。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认为这称谓有多难听,索性顺水推舟。若有人问:“你收什么?”回答是:“我吃纸。”

那么,什么叫“吃纸”呢?简单说,就是搜求有收藏价值的纸制品,包括印刷的纸和手写的纸。但是这“纸”的外延究竟涵盖到哪儿,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过说包括以下几大类,大概他们是会首肯的:名人手稿;珍善本图书;字画;有纪念意义的图片、票证、照片;其他他们认为有意思的纸头。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的“吃纸”,不是逛琉璃厂的古书铺,也不是进书画专场拍卖会,更不是收藏家之间名帖名画的相互价让,而是探访破烂市、刨挖故纸堆,寻珠拭垢,沙里淘金。

绝对不能小看这些人“吃纸”的能力,他们对纸的敏感,对纸的识别,对纸的价值估量,一点也不比收藏家差。收藏家所过目的都是几经“淘洗”、“过筛过箩”的货色,那一定是精而又精或假可乱真的东西,而这些“吃纸的”过手的,则是掩埋在废品中的精品。他们什么都可能碰到,因此对什么都要有鉴别的能力,稍有不慎,一旦漏掉,这东西就将被送进造纸厂,永远从世上消失。

同时,绝对不能小看“吃纸”的成绩。从他们手中淘出的宝贝能让人心惊出汗,瞠目结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诸烂纸堆、经他们发现的古代和现当代名人手迹可以以“成百上千”形容;够得上博物馆收藏级别的书画、大型图书馆查不到的书籍资料层出不穷;一块纸片动辄以千以万论价,对行里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有刺激性的传闻。

那么,这些出宝贝的“宝山”都在哪儿呢?十年前,它们离城很近,海淀、朝阳两区最集中,海淀区大部分集中在林业大学往西、清华大学往北的“前后八家”;北京科技大学往东的二里庄及河沟的两岸;朝阳区则集中在靠德清公路不远的“龙王堂”、“洼里”等处。这些村子把土地出租给河北、河南等地来京收废纸的人,这些人则向各地来京以收废品为生的三轮“板车族”收购废纸,再转运到外地的大小造纸厂去做原料。就是这些登三轮收废品、无孔不入的“板车族”,每天从中央、国务院各大机关、驻京和部队大院、报社、出版社、各种文化团体、大专院校,到九城平头百姓的大杂院,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废纸,再运到上述这些地方集散。如果每天下午你到这些地方去,就会发现,有一群衣着邋遢但目光锐利的人上下于如山的纸垛之间,翻腾着成捆成摞的故纸,他们就是“吃纸的”。他们严密注意着纸的颜色、款式,公文用纸的抬头,尤其那些从大机关、档案馆室处理出来的公文袋和卷宗袋、老式样的笔记本和日记本、废旧信封和信瓤……这些“吃纸的”当然不是学者,但是他们称得上杂家,脑子里有一个古今中外的人名簿,但凡各领域有点名气的今人和古人,都略知一二;对书画款识、解放区票证、有价值的邮品等都有特殊的“嗅觉”和“灵感”。因此只要进入他们视线的好东西,都不会被轻易放过。

几年来,我偶尔也“混迹”于这些“吃纸的”中间,学着他们去废纸垛上刨挖几下,不料次次都有收获,而且有几次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在二里庄附近一个叫“鸭场”的地方,一个河南人开的废品收购站,我忽然在纸垛里看见一个黑色木轴,再挖发现竟是一幅残破的老画插在纸垛深处,把画刨出来打开一看,我立刻又卷了起来,不动声色地找到老板,11块钱买下了这幅画(给10块老板不卖,又给他加了一块,于是成交)。却原来这是一幅南明权臣马士英的花卉。马士英,万历进士,崇祯年间任右佥都御使,后因贿赂权贵被罢官;明亡,拥朱由崧建南明朝廷;清军压境,他却卖官鬻爵,祸国殃民,排挤史可法抗清,与左良玉争权,竟至南明倾覆。他虽为奸臣,却有画名,此画据款知为崇桢癸酉(崇桢六年,1633年)所作,不知此时是在任上还是已被罢官。其画流于世间,藏者爱其画却恶其名,据说往往改款为“马玉英”或“冯玉英”。此画幅为二尺,画芯基本无损,信为罕物。

又有一次,在后八家一个收购站,正赶上一辆三轮在卸车,老板过完磅正往纸垛上扔,似乎是一种本能使我扑向一捆精装外文书,打开绳子,中间夹着的竟是一套字帖。字帖品相极佳,打开一看,就是一喜,这是赫赫有名的清永的诒晋斋帖。永,乾隆第十一子,封成亲王。自幼工书法,“出入羲、献,临摹唐宋各字,均造极诣。”因其得西晋陆机《平复帖》,故将其斋号为“诒晋斋”。嘉庆朝钦命刊刻其字为帖,“行诸海内”。这套帖印迹爽洁,装裱精致,极可能就是那时的原版。这次我几乎是以废纸价把帖买到了手。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4年前有一次在朝阳区的龙王堂。一位收购站的老板极神秘地把我叫进他住的房子,说:“这东西你要吗?”我从他手里接过一个档案袋,打开的瞬间就是一惊,接着心脏一阵狂跳。袋里装的竟是一部吴玉璋的手稿和一批革命家为吴老庆寿的贺诗贺词,作者有邓小平、刘伯承、郭沫若、廖沫沙,以及这一“级别”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的十多人。诗词完全是手稿,用纸款式和大小不等,字迹清晰,时间大致为抗战期间。我手心出汗,开口给了30元。这位老板一脸的冷笑,说:“300你也拿不走,有人已经给了一万了。”我心里一凉,意识到不知是那个傻瓜沉不住气,一张口给得太多了,引起了老板的警觉,一旦他们知道东西值钱了,就只有硬拼、多出血才能拿到。凭心而论,这种极具文物价值的东西就算老板要价没“谎”,一万块钱也并不算贵,但在当时的破纸堆里可谓天价了。工薪阶层的我自然无力企及,后来听说被人以五千元买走,自此便不知下落了。我真后悔当时就算买不起,也应把内容大致抄记下来,可惜当时只想如何与老板斗智买东西,紧张之中把这一念头给忽略了。

当然,我除了偶然到纸垛上“客串”一把外,主要还是与“吃纸的”打交道。回想这几年,我买到的,或亲见而未买成的,就有如臧克家、叶君健、邵燕祥、李希凡、高占祥、唐达成、韶华、张抗抗等现当代名人的手迹,有阳翰笙给老电影演员黎莉莉的签名赠书,有赵朴初的中堂,刘继卣的兔子,沙千里的长联,有舒同、赖少其、李铎、苏适等人酬酢赠友的作品。

那么“吃纸的”把淘换来的东西往哪儿送呢?自然是分类整理,货卖识家。北京专门有一批“玩纸的”,他们不惜巨资,收购这些有价值的纸。我就知道有一位承包工程的“包工头”,把挣下的钱几乎都花在了收名人手稿上,据说他那里收藏着十几年中花百万元买来的“纸”。

我们实在应该尊敬和感谢这些“吃纸的”,是他们把愚昧者或粗心者“弄丢”的东西又找回来,减少了文化资产的流失和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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